返回章公馆驻地，余瘦君沏了杯浓茶驱赶倦意，让思维集中到甄主任指出的切入点上，下一步如何顺藤摸瓜。
前面的案情分析已经确认:
“避风堂别馆”的主人接待那位来自北方贵客时，告密者就是通过客厅的这部电话机向警察局通风报信，如果能够获取上面的指纹，与法医提取的死者指纹进行比对，就可以知道告密者究竟是谁。
随后，余瘦君从隔壁请来联络员吴滔，让她通知小俞等三位留用警员立刻赶到市局接待室，另外，请食堂准备待客标准的四人早餐。
说着，从桌上的拍纸本上撕下一张白纸，上面有他刚刚写下的三个名字:俞黎明、尹午生、陆炳笙。
吴滔看了一眼，点头答道:
“明白！”
半小时后，已经打了一个盹儿的余瘦君精神抖擞地前往市局大院。
接待室里，吴滔正和小俞、老陆、老尹聊天，余瘦君开门进去，跟已经站起来的三人一一握手，并对天没亮就把他们唤过来表示歉意。
吴滔是不能接触案情的，她沏上四杯茶后，随即悄悄退出，坐在走廊里待命。
接着，余瘦君向俞、尹、陆三人说明紧急约见的用意，请他们再次回忆去年清明节晚上去临顿路“避风堂别馆”出警的情况。
这三位都是科班出身的刑警，解放后虽然离开刑侦岗位，但是业务素质还在。
之前，他们已经跟余瘦君有过一次接触，聊的就是那次出警的情况。这回他们想法一致，都说得比较简单:
首长再次了解情况，决不是炒冷饭，而是觉得还有问题。
果然，余瘦君提出了几个问题，也就不过半个小时，就弄清楚了以下情况:
关于现场勘查中途被叫停、所有证据上交的情况属实。
这是三个留用警员中的小俞前面调查告诉余瘦君的，这次他跟尹午生、陆炳笙谈话，也得到了印证。
当时，余瘦君曾经请吴滔向苏州市公安局了解那些上交证据事后处理过程。
市局秘书股会同技术室和档案室一起进行调查，一圈兜下来，没有发现解放后接管的旧警局档案资料中，有这方面的记载，亦未找到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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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如此，根据“连夜紧急叫停现场勘查”的事实推断，这部分证据要么被“保密局”方面拿去，要么由旧警局头目下令销毁。
余瘦君本以为这条线索已经断了，可甄主任夜探现场，发现旧警局刑技人员曾经提取过别馆客厅里那部电话机的指纹。
老爷子是何许人物？肯定是结合在现场看到、听到的信息产生了某种联想，可惜甄主任走得匆忙，给余瘦君留下一个哑谜。
余瘦君在老爷子离开后，到他踏进市局接待室跟三位留用警员见面这段不长的时间里，把破解了这个哑谜。
他曾经向甄主任汇报过，留用警员小俞回忆去年清明节晚上前往临顿路“避风堂别馆”出警的路上，同车有一位“实习生模样穿便衣的小青年”。
这个“实习生模样”的小青年既然有资格随同法医、刑技人员进入现场，应该是国民党内政部主办警校的学生。
不过，再往下想，不合常理的细节就出现了:
既然是到警局实习，按照旧政权教育部的规定，通常都是院校跟实习单位事先联系好统一安排，不可能只让一个学员到某个警局实习，至少是五六个学员一起，而且还会指派一名老师带队。
到了实习单位，老师不一定自始至终随同，但同一组的学员一般都是一起行动，老师还会指派其中一个学员当组长。
可是，小俞所说的那个实习生似乎是一个人放单飞，这明显不合规矩嘛！
那么，这个小青年会不会是有什么家庭背景特殊关系，在实习方面搞了另类？
如果是这样，那么其他方面也许也会有另类的举动，比如自己单独准备了勘查包之类，随同法医、刑技人员进人现场后，见大家不那么积极，而他却是奔着学点真本事，因而对某些重要的点位进行了取证。
回到警局，上峰要求大家上交现场物证，他既然有特殊背景，可能也就不太在乎，说不定把证据保留在手里呢？
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实习生，那不就是破案的一道曙光吗？
谈话中，三人回忆下来，说当时的确只有这么一个小青年实习生，他是寒假结束后出现在吴县警察局的，听说上面很重视， 特为安排被称为“老法师”的刑技鉴识师莫揽天带他。
不过，莫揽天当时已经准备去台湾，根本没这份心思，那天晚上也没出警，小青年是跟着大伙儿去的。
至于进入现场后他干了什么活儿，三人就不清楚了。
一般情况下，这种案子都是法医、 刑技人员先行入内，把客厅大门顺手虚掩上了，院子里待着的刑警看不到。
往后的情况更是混乱，三人也没留心那小青年几时离开，应该是跟着法医、刑技人员一起走的。
如果小青年自行操作提取了证据，以三人的估计，大概率是不大会有人跟其较真。
三位留用警员中，资格最老的老尹给余瘦君提了个建议:
小青年交不交证据，可以去问问杂役老平。如果那天上交的证据需要就地销毁，那肯定是他的活儿。
这老头儿虽是文盲，但记性特别好。日伪统治时期，警局的日本顾问领教过他的记忆力，竖起大拇指夸赞“大大的好”，还曾动过把他调到谍报科的念头，让他先参加警务培训。
可是，老平这人不上进，不想当警察，学了三个月，什么都没学成，日本顾问恼了，一脚又把他踢回了杂役岗位。
余瘦君和俞、尹、陆三人一起吃完早饭，随即去找老平走访。
苏州解放后，老平被留用，仍是工人身份，被称为“平师傅”。 余瘦君跟他聊下来，发现这老头儿的记忆力还真是天生超群，去年清明节那天夜里的情况他记得清清爽爽，就像是昨晚刚刚经历:
那天下半夜3点钟前后，他被旧警局后院集体宿舍看门的老警察唤醒，说今晚轮值的总值班主任殷局长来电，让你赶紧过去。
这位殷局长五十多岁，据说跟执掌“中统”的徐恩曾搭得上些许关系，是在“中统”发迹的，后因痨病长期休养。
1947年秋，不知通过何种关系突然出现在吴县警察局，担任代理副局长。
所谓代理，其实就是个闲职，局领导层哪位有事不能到岗，就由他代理，工作比较轻松。
而且，他这个代理副局长当的时间有点儿长，直到1949年4月下旬苏州解放前夕，就像其来上任时一样，突然消失，后来听说跑到上海搭乘军舰去了台北。
这位殷副局长为人随和，对全局警官、警员、工役都是一张笑脸，说话比较客气。
这天晚上，他把老平召去也是这样，见面先对半夜唤醒老平表示歉意，然后才交代事项，说食堂师傅已经到班，你去让他们火速准备一桌丰盛些的夜宵，一会儿有人要吃， 再上几瓶好酒，然后在我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坐着待命。
老平自是照办。一会儿，外面开来一辆汽车。老平站在二楼走廊窗口居高临下看去，从车上下来的是七八个法医和刑技警员，手里都提着各自的工具包。
这时，殷副局长听见动静，从办公室出来，让老平下楼，钱秘书怎么吩咐就怎么做。
老平遵命下去后，钱秘书已经站在院子角门那边的一张桌子前，招呼下车的法医、刑技人员过去，把照相机里的胶卷以及装在贴着标签的物证袋里的物证堆放在桌上，嘴里还说着:
“大家辛苦了，局座让兄弟向各位表示慰问，先去洗个澡，然后去食堂吃夜宵。”
接着，法医、刑技人员离开，钱秘书命老平去找辆手推车来，把桌上的东西一古脑儿拉到食堂后面焚烧机要文件的角落统统烧掉。
老平平时没少干过烧文件的活儿，但烧物证的事没经历过，当下点头照办。
可是，钱秘书似是不太放心，仍跟在他身后。老平寻思，这是烧毁机要资料的规格？
他一时不解，暗忖大半夜的差这些先生去办差使，完事后又要把这些东西烧毁，那不是折腾人吗？
动手操作时，老平才发现烧这些东西跟平时烧文件资料不同，其中有些不是易燃材质，光冒烟不着火。
钱秘书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便去食堂取来一盆食油，让浇上去助燃，这才烧的干干净净。
整个儿过程中，就老平和钱秘书两人在场。这位钱秘书是殷副局长上任时带过来的，解放前夕也消失了，估计跟着殷副局长去了台北。
余瘦君听着心里一凉:
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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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不过，他还对那个实习生寄予着希望， 便问老平从车上下来的人中有没有非警局人员。
老平眨巴了两下眼睛说道:
“有啊！还有一个小白脸，一看就是个没出校门的学生娃娃。”
余瘦君接着问道:
“他带包包了吗？”
老平答道:
“带了，也是一个又能提在手里，又可以搭在肩上挎着的勘查包。”
余瘦君又问:
“他去角门那边往桌上放过什么东西吗？”
老平有点迟疑地答道:
“这个倒没注意……嗯，让我想想……
此刻，老平那份出众的记忆力发挥了作用， 片刻，他开腔道:
“没放！他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下来时一只手还在揉眼睛，估摸是在现场折腾得累了，回来在车上瞌睡了。
看到下车的人都往角门那边走了，他也跟着，还没走到，就被钱秘书挥手阻止，说邬少爷没你的事，你把包放回办公室就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去吃夜宵。
所以，他就没过来，转身离开。后来是不是去吃夜宵我就不清楚了。”
余瘦君问道:
“钱秘书叫他'邬少爷’？”
老平说:
“是的。烧东西时，钱秘书说邬少爷是上海人，家里很有钱，老爷子开着两家工厂、三家店铺呢！又说邬少爷跟殷局长是亲戚，前不久来警局实习。”
对于余瘦君来说，有了这些信息已经足够，他很快就查清了这位邬少爷的身份。
当天傍晚，他已经在上海市公安局跟邬少爷面对面坐着谈话。
邬少爷大名邬立岳，出生于资本家家庭，系沪上震旦大学医学院1949年的毕业生。
1946年，邬立岳考入震旦大学医学院后， 得知学院有一个试验性的法医班，鲜有学生愿意报名，他自小特立独行，听说后立马去填表格。
对此，父母亲戚自然都是强烈反对的，但小邬的保密工作做得好，家里对此始终不知情。
人学半年多，小邬还有一桩比报名法医班更大的事成功瞒住了父母和亲朋好友。
他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外围进步学生读书会，接受了革命教育。一年后，秘密加人了地下团组织。
1948年暑假结束，邬立岳接到组织上的指示:
根据形势发展，我党将在不长的时间里解放全中国，建立政权。考虑到今后的城市管理，组织上决定让小邬在接受正规的法医教育的同时，自学刑事勘查，以便不久的将来上海获得解放后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
这对于喜欢接受各种挑战的邬立岳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于是，他通过各种关系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办的警官学校蹭课，借口是他正在创作侦探小说，需要补充些刑事勘查方面的知识。
1949年寒假结束进入大四下学期时，学校安排学生实习，可以自己联系，也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实习团去指定单位。
邬立岳得到组织上的批准后，通过其担任国民党吴县警察局代理副局长的表姨夫殷永福的关系前往苏州进行刑事勘查实践。
邬立岳原本打算实习到初夏再回沪参加毕业典礼，但形势发展得太快，4月23日就传来南京解放的消息， 组织上紧急通知他立刻返沪，为下一步接收上海做准备。
1949年4月5日晚上，邬立岳确实参加了苏州临顿路“避风堂别馆”血案现场的勘查。
当时，他在警局宿舍，得知有案子需要出警，他自己提出要跟着去学习。在现场， 邬立岳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独立完成了部分痕迹物证的提取。
当然，已经有两三年地下工作经历的小伙子很会察言观色，提取痕迹物证之前他都要问一下带队警官，确认该证据属于可取不可取的范畴，他才动手操作。
那天晚上，他不但提取了客厅里那部电话机上的指纹，还在法医提取了五个死者的指纹之后， 用酒精将死者的手指擦拭干净，自己照葫芦画瓢重新提取了一遍。
这五人是郁钧汉、伍石公及三个保镖，保安团别动队特务的尸体已提前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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