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瘦君领受任务后，当即离开“华东八室”在海南路驻地，直奔上海北火车站，登上了一列途经无锡的客车。
当晚7点多，余瘦君抵达无锡，他先去车站附近的邮电所打了个电话，出门信步往前走了三四十米，在一座白石牌楼前驻步。
数分钟后，便有一辆汽车在他跟前停下，余瘦君也不招呼，只是和司机对了对眼神，便径自上车。
随后，汽车启动，将他直接送到了苏南行署公安局。
这时，局长黄赤波已经接到甄真的电话，在办公室里等着。不过，他是个大忙人， 告诉余瘦君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余瘦君一听，便直奔主题，此行只想了解一件事:
“避风堂别馆”装有电话机，之前联合专案组是否查过案发当天，这部电话机跟外界的通话。
黄赤波的答复是:
查过，但是没有结果。 案发时段当班话务员名叫包丽婷，苏州当地人，嫁了个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苏州解放前夕，随同丈夫去了台湾。
余瘦君没有别的问题，正欲告辞，黄赤波却抄起电话说:
“十五分钟还没到哩，我把联络员给你介绍一下吧。”
出乎余瘦君意料的是，苏南行署公安局指派的联络员竟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女同志， 人看上去很精干，说话举止透着知识分子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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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女警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黄赤波介绍这位大姐叫吴滔，是位有名的“苏南通”，人脉很广，她的公开职务是苏南行署公安局的内勤组长，此外还兼任行署公安局对外部不挂牌、对内部也保密的情报室副主任。
他俩正说着话，秘书在门口探头探脑。黄赤波看看挂钟说:
“时间到了，我得去军分区参加一个会。”
他一边跟余瘦君握手，一边接着说道:
“这个案子就仰仗你们了，需要行署公安局、苏州市公安局做什么，尽管开口，我保证一路绿灯全力支持！”
离开黄赤波的办公室，吴滔征求余瘦君的意见，是不是今晚在无锡这边住一宿，明天再去苏州。
余瘦君沉吟片刻，然后说道:
还是直接动身去苏州吧。
吴滔随即打了一个电话，安排了一辆美制吉普俩人一块前往，无锡距苏州只有四十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按照余瘦君的意思，吴滔没去苏州市公安局，而是直接去了事先安排的秘密落脚点。
落脚点有两个地方:
一处就在苏州市公安局后面，与公安局后院相连的一座土豪大宅院， 当地人称“章公馆”，解放后被新政权没收， 现被军方临时征用，名曰“苏南军分区太湖剿匪指挥部后勤仓库”。
此前，吴滔已经请军方腾出一栋小洋楼，作为“4945”案件侦查专班的驻地；
另外一处是苏州阊门“留福相照相馆”的旧址。
这个照相馆是原中共太湖游击队在市内的一个密点，解放后游击队改编为正规军，密点用不着，遂移交给苏州市公安局。
市局领导认为:
这类密点设置不易，多年活动下来没暴露更难，还是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也许今后用得着。
当晚，余瘦君就近住进了章公馆。吴滔办事周密高效，她在接到黄赤波的指示后，联系苏州市公安局为侦查专班落实驻地时，就已经让人把电话装上，而且一装就是两部，一部可以转接无锡市苏南行署公安局的苏州市公安局的内线，另一部则是普通的民用电话。
此时，已是午夜时分。余瘦君在无锡来苏州的途中打了个盹，倒是没有倦意，就在办公室兼卧室的窗前坐下，沏了杯碧螺春，熄了电灯，手里拿了把蒲扇，时不时扇几下驱赶蚊虫，脑子里考虑着如何开始着手调查。
在上海接受调查“4945”案件的任务时，“华东八室”甄主任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发现，即甄真途经苏州临时起意去临顿路转了一圈注意到的那个细节:
“避风堂别馆”临街一侧二楼的墙上，装有接入电话线必需的三角铁架子，上面还有架设电话线的瓷瓶，但是电话线已被切断。
从瓷瓶上残留电线的茬口判断，拆除电话线的活儿显然干得十分草率，没有按照规定的操作程序进行。
李克农部长向甄真介绍过伍石公的情况，老先生不差钱，在苏州拥有这么一处宅院并不意外，宅院装电话机也正常。
但是，甄真却在正常的表象下发现了不正常。
伍石公江湖经验丰富，他既然决定把“避风堂别馆”作为与中共特派员见面的地点，自然是相信其安全性百分之百没有问题。
而对于中央社会部高级特工郁钧汉来说，既然他同意在伍石公安排的地方见面，显然对安全问题也没有顾虑。
可是，这两个安全意识超强的老江湖竞然在阴沟里翻船，刚刚说过几句客套话，正式谈话还没开始， “避风堂别馆”就已经被敌特包围。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甄真通过拆除的电话线发现了端倪:
很可能是“避风堂别馆”内的人员见到郁钧汉后，向敌方打电话告密。换句话说，郁钧汉当时已经暴露。
为什么暴露的是郁钧汉而非伍石公呢？
甄真当时分析道:
如果敌人已经发现我方打算营救李白同志的意图，必定要从伍石公身上找线索。
如此，那位潜伏于敌方阵营、把伍石公发展为我党情报战线重要关系人的“158” 同志，多半会被敌人察觉。
按照情报机关的惯常做法，遇到这种情况，不管是国共哪一方，都会采取“引蛇出洞，一网打尽”的策略，不可能突然把“158”调往台湾。
尝若“158” 离开，引蛇出洞的把戏不就玩不成了？
排除了伍石公暴露的可能，那就只有从另一位当事人郁钧汉同志方面考虑。
甄真想起:
在北京，李克农言及郁钧汉时，说他是一位优秀的情报工作者。
能得到李克农这般评价，想必此人必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他在从北平接受任务前往上海， 然后再抵达苏州的一路上，应该不至于因露出破绽被敌人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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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网络
即便他在到达苏州前就暴露了身份，不管接到报告的是敌方警察局还是“保密局”、“国防部二厅”、“内政部调查局”(由“中统”改组的特务机构，简称“内调局”)，凡是能够调动突袭“避风堂别馆”那一票人马的，必定是具有一定级别并且有着相当情报活动经验的老特务。
既然如此，他就不会立即采取抓捕行动，而是如前所述，同样采取引蛇出洞的策略，看看这个资深“共谍”此番潜入苏州城，与具有同盟会元老背景的伍石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哪怕这个抓捕行动的指挥者出于某种不得而知的原因，心急火燎要抓人，至少也要再等候一阵，看是否还有其他“余党”人瓮。
可当时的情况却是，郁钧汉前脚进入“避风堂别馆”，敌特便衣后脚就来抓人。
这说明敌特方已经了解到，当天不会再有其他人上门。这个情况，只有“避风堂别馆”内部的人才可能知晓。
而其内部可能出问题的人，就只有前北洋军旅长崔雨天派去的三个保镖兼管家。
当然，三个人不一定都有问题，大概率是其中之一，这三人在敌特便衣突袭“避风堂别馆”后也都参加了枪战，如果串通一气，他们断然不会在这种生死关头掺和进来。
只有三人中有一人是内奸时，因担心暴露，才会被迫随同另二位一起行动。
而执行突袭任务的敌特事先没有得到有内应的关照，或者得到关照，可是混战之中难以分辨敌我，干脆把他一块打死。
三个保镖全都死了，这条线索也就没法从他们身上去查，那就只有去查线索的另一头， 也即那个通风报信的电话究竟是打给谁的。
这就需要向电话局进行了解。联合专案组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对此进行过调查，却没有丝毫收获。
以上，就是“华东八室”甄真主任对此案的初步分析。
余瘦君将一应情况在脑子里梳理了一遍，觉得老爷子言之有理。这样看来，他往下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之前联合专案组已经干过的活儿再干一遍。
次日，6月20日上午8点，联络员吴滔准时送来了之前苏南行署公安局、苏州市公安局联合专案组调查“4945”案件的副卷。
正卷则由苏南行署公安局存档。余瘦君一口气工作到下午2点，把全部卷宗看完， 这才给在章公馆楼下办公室待命的吴大姐打了个电话:
“饿了”。
吴滔随即去食堂，取了早已准备好的用两个铝饭盒盛着的饭菜。
按规定， “华东八室”侦查员外派办案时，当地公安局指定的联络员不能接触案情，也不得进入“华东八室”侦查员的办公室。
因此，余瘦君把卷宗依原样整理好，拿到隔壁一间空办公室等候。吴滔拿着饭盒进来，他当面将案卷贴上密封签，和对方分别在上面签下姓名、日期，让其归还市局档案室。
余瘦君此次赴姑苏办案，使用的是甄真主任随口起的化名，乐致礼，此刻，他签的就是这个名字。
黄赤波唤其“老乐”，吴滔也跟着这样称呼。
吴滔归还档案返回章公馆时，余瘦君已经吃完这顿有些晚的午餐，他对吴滔说:
要去苏州市邮电局走一趟，请大姐帮我向这边秘书室(即市局办公室)去开一纸“特别调查函”。
卷宗显示，联合专案组对临顿路血案的分析，与甄真主任不谋而合。
郁钧汉抵达“避风堂别馆”时，该处有主人伍石公及三个保镖(其中一人是临时调拨过来的)。伍石公将其引领上楼，那三个保镖一直待在楼下。
观前街太监弄“松鹤楼”保存的顾客订餐记录表明:
伍石公打电话订了六样菜肴，要求饭店派人送上门，“松鹤楼”方面依言照办。
卷宗里，还有国民党警察局接到街坊邻里的报案电话后，派员出警，并留下了现场勘查记录。
记录上的时间表明，从郁钧汉抵达“避风堂别馆” 到被敌特包围，大约间隔四十分钟。
当时，旧警察询问了“避风堂别馆”对面“老广东茶食店”的叶老板及店员宋大龙，据二人回忆:
在这四十分钟时间里，“避风堂别馆”的大门始终没有打开过。
解放后，联合专案组察看记录后，对叶老板、宋大龙何以如此注意“避风堂别馆”感到不解，于是，侦查员特地走访了这二位。
俩人的说法是:
这天是清明节，傍晚天空飘雨，顾客稀少，但茶食行业有规定，清明节须开夜市(以备有顾客购买茶食作为祭奠用品)，所以不能提前打烊。
闲着无事，他们就倚靠着柜台“望野眼” (即看街景)，先是看到有辆马车停在“避风堂别馆”门前，车上下来一个男子，主人出来热情迎接，之后那两扇紫漆大门一直关着，直到“松鹤楼”伙计冒雨过来送菜，大门才再次打开。
就在这时，马路这边巷子里倏然冒出来一伙身穿便衣的持枪汉子跟着冲入，然后，里面就响起了枪声。
当时，茶食店伙计宋大龙还向联合专案组侦查员反映了一个情况:
“避风堂别馆”出事后的次日，他听隔壁弄堂有几个苏北房客在议论，说这些汉子在事发前七八分钟闯入他们租住的房子，说是“避雨”，可他们每个人都撑着雨伞。
房客小顾拿了个空酒瓶想出门到桥头“老纯酿”打散装老酒，却遭到汉子的阻拦。
小顾刚想争辩，就被劈面一个耳光，打得眼冒金星七荤八素，酒瓶也掉落在地摔得粉碎。
几个房客觉得那伙便衣不像警察，因为他们手里拿的都是驳壳枪，而警察抓人要么是长枪，要么是勃朗宁或左轮手枪。
这四十分钟“避风堂别馆”无人外出，联合专案组怀疑是内部的三个保镖之一向疑似国民党“保密局”或其他驻苏州特务机关打了告密电话。
可是，三个保镖业已在枪战中身亡，联合专案组只能退而求其次， 设法查明那个电话是打往哪里的。于是，就去市邮电局调查。
初解放时，邮电局属于军管单位，市军管会派军代表执掌全权。
因此，军代表对联合专案组的调查自是全力配合，指令保卫科张科长陪同。
当时，苏州的电信设施比较落后， 全市有一半以上电话用户是使用人工转接的，即主叫方先拨通总机，报出被叫方电话号码或单位名称，由邮电局机房话务员接通后方可通话。
陪同调查的保卫科张科长告诉侦查员:
要查到事发那天该时段当班话务员很容易，邮电局保存着当班话务员的签到本，上面有其签名和日期。
但是，话务员一个班次下来，少说也要转接几百个电话，况且时隔一年多了，她们不一定记得。
侦查员寻思，那就先找到那天的当班话务员再说吧。
张科长遂往机房打了个电话，让负责人把去年清明节前后话务员的签到本拿来。
签到本显示:
1949年4月5日下午3时到晚上11时，与“避风堂别馆”所在片区相对应交换台的当班话务员叫包丽婷。
前面已经说过，这位包小姐嫁了个国民党空军上尉， 解放前夕随其夫去了台湾。
所以，联合专案组在这方面的调查只能到此为止。但是，对于“华东八室”侦查员余瘦君来说，他的调查才刚刚开始。
看了联合专案组的卷宗，他认为循着电话追查的思路对头，但不能仅仅追到“包丽婷已经去了台湾”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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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邮电局接线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因此，他决定再去一趟邮电局。
在苏州市邮电局，出面接待余瘦君的仍是保卫科张科长，他提出要查看人事科保存的邮电局所有机房话务员的档案材料。
余瘦君将所有的档案材料看完之后，又让人事科把1949年全年的机房话务员上机排班表送来。
余瘦君看排班表后，表示事情已经办完，请保卫科张科长过来在访单上签名。
邮电局有规定，访客在门卫室填写访单，接待者须在访单上签名并注明访客离开的时间，访客出门时，将访单交回门卫室。
片刻后，张科长赶到，在访单上签字确认。
张科长虽然把档案收回，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档案中少了两页纸。这是余瘦君不告而取，为了防止泄密，因为若是直接调取档案，那对方人家就知道他的调查对象是谁了，保不齐走漏风声。
余瘦君没有接受过笔迹鉴定方面的正规培训，但他却发现1949年4月5日下午至晚上这个班次负责临顿路片区交换台的当班话务员签名有点问题。
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临时对付一下还行，但按照甄主任“'华东八室’经办的案子必须是铁案”的要求，没有经过正规考核并获取资格证书的侦查员的痕迹认定，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需要一位笔迹专家予以确认。
返回章公馆，余瘦君取出他带来的收发报机，向上海市海南路“华东八室”驻地发了一封密电。
“华东八室”电台报务员收到密电后，马上上楼送交甄主任。
甄真译阅电文，立即使用内部电话联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扬帆局，要求他务请指派一名指纹专家，尽快前往苏州市有名的“如意面馆”与“华东八室”的联系人见面，进门跟迎客伙计说窦先生请的客人即可。
余瘦君这边，已经给“如意面馆”打了个电话，自称姓窦，要求两个半小时后使用二楼的包房。
余瘦君抵达面馆后，从上海驱车赶来的笔迹专家丁专家及助手已在包房，他点了酒菜，在等候上菜的时候，验看了对方出示的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证。
丁专家是一名留学法国攻读痕迹鉴定专业的海归，解放前在法租界警务处高薪聘为刑技员，专门负责笔迹鉴定。
上海解放，经军管会审查批准，他成为上海市公安局的刑技鉴定警员，其技术据称在沪上警界排名第一。
余瘦君要求丁专家鉴定的是，他先前从苏州市邮电局“顺”出来的两份材料：
一份是临顿路血案发生时的当班话务员包丽婷亲笔填写的一张表格，另一份则是1949年4月5日邮电局机房当班话务员的签到表。
酒菜上齐，余瘦君关上包房门，言简意赅说明情况。助手则把桌上的菜肴移至一边，腾出位置进行鉴定。
丁先生从皮包里取出一应鉴定工具开始操作。眼前这桩活儿对于他来说，属于小菜一碟。他很快就得出结论:
经过鉴定后，很快就得出结论：
签到表上的“包丽婷”三字与那份由包丽婷亲笔填写的表格上的字迹系两个人的笔迹。
这个结果在余瘦君的意料之中，他接着问丁老师:
冒充包小姐在签到表上签名的是谁？
然后，他又指了指案发当天的排班表问道:
这个冒充者是否在这些话务员中间？
丁专家拿起那纸排班表，眯着眼睛略一扫视，又拿过放大镜上下移动反复比对，最后，指着其中一个签名说道:
“应该是这位小姐代签。”
这个签名是——祝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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